【旧帖修复】漫漫人生路（二）——巴中61年届温福和

漫 漫 人 生 路 二

巴中61年屆 温 福 和

文革时期的片断经历

二

  转眼间又过了几年。这时，我已结婚，并育有一女一子了。说来真不可思议，自我来到蔬菜公司工作后，好心的单位同事看我孤零零一人，年龄也不小了，便忙着帮我介绍对像，然而，因为我的“海外关系”，都被女方婉言谢绝，后来他们给我介绍一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位女同志，人长得漂亮，但风闻作风不好，我们双方见了一面，以后再也不闻音讯，不了了之！这时，一位“出身不好”的商业部门营业员主动接近我，不嫌弃我有“海外关系”，后来就成为了我的太太，与我同甘共苦三十多年，养育了一对好儿女，是我门家的大功臣！

  一九七五年十月间，县里又一次组织各部门工作人员下乡，搞路线教育宣传。这次所不同的是，时间长达一年，不是像以往那样才三，四个月，而且要求必需抽调副股长以上级别干部去。这时，我门公司来了新领导，一位复退军人张某当经理，副经理为一位女同志。他门两位领导都不愿意下乡，互相推委而僵持不下。

  暂且回过头来说，我从农机厂回来一年以后，湘黔铁路开工了，gd县处在湘黔与黔桂两铁路交轨处，自然沿县有多处是修建铁路工程的工地。为了保证副食品与蔬菜的供应，我和一位同志被派去到山东河南两省采购副食品，调运鲜菜。

  第一站是洛阳。那位同志姓张，他有一位连襟在河南密县工作，所以我们到郑州后就分手，他从那里乘车到密县，我一直乘火车直达洛阳。到了洛阳，住宿介绍站把我安排到洛阳边上的一家旅馆，旅馆又把我安排到最里面的最后一个房间，十分僻静，但我却感到阴森森的，第一晚只有我一个人住，房门的锁又不行，令我心蟼胆战的挨了一夜，所幸那时社会治安还好，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第三天都平安无事，我也就放下心了。在洛阳一共呆了五天，跑了几处地方联系工作，一样也没办到，连洛阳白菜种都没搞到，只好离开洛阳到北京与张某会合了。当时自己只想着办事，连离洛阳不远的白马寺与龙门石窟都没去游览一下，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后悔！到了北京我住在大哥家（我大哥于五九年回国后，就在北京读书，工作）。在北京玩了两天，张某到了。次日，我们就打道直奔青岛了。

  乘着去青岛的路上，我去了一趟我太太的老家：肥城安驾庄钓鱼台大队，见到了我的岳母与两位内弟及弟媳。那时，当地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而当地土地贫瘠，只产玉米和地瓜（在广东叫蕃暑），青黄不接时，他们都只喝稀的，即喝“糊涂”，用玉米面加水再加上槐树叶煮成稀面汤汤，家境好点的，就加点地瓜片。我的到来让他们既高兴又为难，勉为其难的为我单做饭，专门蒸了玉米饼给我吃。一开始我还有点不高兴，怎么拿杂粮给我吃，馒头呢？山东这里的规矩女同志是不能上座吃饭，但我发觉只有我的大舅子陪我，我觉得很奇怪，忙问：“妈她们不来吃饭？”

  大舅子呐呐地说不出话，看来他是不善说谎的人。我这才感到有问题，忙起身走到厨房一看，登时让我难过兼羞愧地低下头来！

  原来她们吃的是槐叶煮玉米面的糊涂就着咸菜，而我吃的是干的，桌上的菜是炒鸡蛋，炒豆腐和蔬菜几样！

  我在岳母家呆了两天，了解到当地农民就只靠着土地过日子，去赶集卖蛋卖鸡都偷偷摸摸，要是被市场管理人员发觉了的话，就要被当着资本主义尾巴来割，除了东西遭没收，还要被罚款！要出卖劳力，没地方卖。在这个季节，有一部份老人小孩妇女就外出要饭去了。好省下口粮留到农活忙时给下地干活的劳力吃。我两个内弟是壮劳力，却只能闲在家里吃闲饭。

  临走时，我只留下路费，余下的钱全部拿给我岳母，满怀伤感地离开他们！

  在青岛也没办成事，我们单位太小了，人家根本不理你，所以一样事也办不到。我们匆匆南下到湖南祁阳祁东联系调菜的事，菜有，但没有车皮计划，照样一事无成。我们只好打道回府了！

  回家不两天，被窝没捂热，家还没照顾到，单位领导又叫我出差！无奈，我只好又离家到成都调菜去了。那时差旅费不够用，自己要贴钱才行，所以没人愿意出差，我老实，每次都叫我去。在成都人家也一样不给我们菜，幸好当时贵阳市蔬菜公司一位领导带着几个人来调菜，见到对方对我轻篾的态度十分不满，便把调给他们的一车菜拿给我们。这样，我们总算调来了一车菜。

  我先先后后出差一个来月，家里全靠我太太，两个孩子都还小，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 真难为她了！

  现在，回到前面说到我们单位两位领导互相推委都不愿下乡的事。每一个单位无论如何必须去一名领导，他们灵机一动，打起我的主意。他们先向局领导讲了一通自己的困难以博取同情，然后把我吹了一通，提议作为提拔对像让我下去锻炼。局一把手是一位老干部，一向对我有好感，便同意我下去锻炼。这些事是事后听局领导告诉我才知道的。

  就这样我又得离家了。幸好那时我们已搬家，搬到百货公司新宿舍，再也不用住在那阴暗潮湿的破房子了。这事说来令人心酸。我们原来住在百货公司一栋二层楼楼上，楼下是门市部，由于商业局恢复建制，要在那楼上办公，就把我们迁往一栋破旧的木扳瓦房里，与我们一起搬家的还有一家本地人。因为房子太破旧了，需要修整一下。两家房子修整起来就不一样了，本地人一家的房子地皮用三合土平了两次，打了厚厚的一层三合土，而我们住的只打了薄薄的一层！我们搬进去后，地上十分潮湿，加上那一家强行在我们里面一间作卧室的房间后面起了一间厨房，全部遮住了光线，害得房间大白天都要亮灯才见物！我们在那屋子整整住了四年多，也整整受苦了四年多！我的两个小孩也因此患上了风湿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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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片断经历

三

  全县组成两个路线教育工作团，一个到新地区，一个到山元区，我在的那一团到山元区。我被分到离区约五里远的安新乡。安新乡所在地在新光大队，全乡共有五个大队，沿一条国防公路由西向东绵蜒四五公里远。

  一开始我一个人到霸上大队，大队支书把我安排到下摆乐生产队一位叫张炎民的农户家住，也在他家吃饭，按规定，每天交一斤粮票和三毛钱伙食费。我们下乡人员每月补助九元钱，正够开支。

  我们下去时正好是三秋生产季节，农村正忙着秋收秋种上公余粮。我的房东一家五口人，三个小孩加房东夫妇两人，每天一早张炎民就上山砍柴，次次都挑回一大捆柴火，他爱人则到自留地忙去了，直到九点才回来做饭。饭是大米与碾碎的玉米颗粒混起煮，当地人叫包谷饭。饭做好后，烧水煮菜，煮好了放点油下去，做好辣椒水，就可以吃饭了。吃完饭，我们就到田里割稻打谷子。我跟大家一起打了半天的谷子，下午四点来钟才收工回去吃饭。饭是早上煮好的冷饭，就着热汤菜沾辣椒水吃。吃了饭我不下地了，到其它队四处看看。开始，我的工作是半天劳动半天到处走走看看，有时与大队支书一起到各队检查秋种秋收生产进度。不久，上级催交公余粮任务紧，我就和大队支书不分白天黑夜四处催促，后来我们还组织了几次夜战打起火把连夜到粮站交粮，因此还受到区委与工作团的表扬，我也因此在阶段性总结会上评上先进。秋收秋种上公余粮告一段落后，我们大队又来了一名工作队员，是税务局姓李的同志，我们的住处又重新作了安排。

  我和税务局的李某搬到下摆乐对面的小队住，住处在离公路不远的一座好似瞭望哨似的木板房，楼下空荡荡的四面没有木板，有一个可移动楼梯供上下楼，远离寨子，周围是一片稀疏的树木，一到夜晚显得有点阴森森的，相当怕人。

  这时，我与各队的干部及不少社员比较熟悉，关系也较好，一开始我被安排到一家社员家吃饭。那家人口多，又不讲卫生，六个小孩加上我与两位大人吃（李某家在不远的区公所，回去吃饭），几个小孩手很脏也不洗，抓起碗筷就吃，有时还伸手到锅里抓菜吃，所以连其它家的社员都嫌他家不讲卫生。有一位别队的干部看不过眼，特地来到我所在的队跟他的姐夫做工作，动员他姐夫把我接到他家吃饭。那时，一搬社员包括干部都不愿工作队员到他们家搭伙，一方面嫌一斤粮票与三毛钱的标准低，更重要的是怕我们了解他们的底细后会对他们不利。他们对工作队的人员是有戒心的！当时我不明白其中的奥妙，直到次年我被调到另一个边远的大队工作后，我才明白过来！要知何故，却待下回分解。

  在接下来的时间不是农忙季节，我经常四处走。这个大队除两个小队沿公路外，其余三个队都在山上。一天，我从我驻地朝背后的山坡往山上走，翻过一座山头下去，又往另一座山头爬，蜿蜒的山间小道往上延伸看不到尽头。我不停的往上爬，走了整整两个多小时后，突然眼前豁然开朗，现出一大片平坦开阔的田土！在这片土地上，沿着山脚稀稀拉拉地散落着十来户人家。这个队叫楼梯平生产队，顾名看景真是名符其实！

  我走到山顶后，喘息一回，往那位帮我安排到他姐夫家搭伙的队干部陆刚家走去。

  还未走进家门，就听到喝三么五的闹声传出来。呀，看来有一些人在喝酒了。正好，不用四处找人了，他们肯定集在一起喝酒。果然，一迈进家门，左边火笼边（贵州一带农村人在房屋一角地上挖一个方园一尺宽两三寸深的土坑，放上一个三角架，用以烧火煮东西吃）团团围坐着五六个人，大部份是队干部。

  “来来来，老文，罚你先喝一碗酒！”主人陆刚倒了一碗“批安趟”酒（贵州农村农民自制的米酒俗称，度数低，但喝多了醉起来十分利厉害）递给我，“一口干！”

  说实话，下乡前我一点酒都不能喝，只要喝上半钱酒，我就满面通红，感到有点醉意，自参加工作队后，禁不住社员群众热情相邀，学着喝了，慢慢地就学会喝酒。不过，在那个年代，能受到社员相邀喝酒吃饭，说明人加是信任你，否则，看到你远远来了早早就避开了，要找饭吃更是休想！

  我乘喝酒的时间，把要了解的情况了解到了，同时又部置了下步工作任务，谢绝大家的热情挽留，告辞出来穿过寨子，往李家湾生产队走去。

  来到李家湾才知道大队支书也来了，一问，才知道他是从另一条小路上来的。我们了解情况部暑好工作后，天也黑尽了，屋里早已点亮煤油灯。天黑了，回不去，就在一家社员屋里睡。记得我刚在乡下社员家睡时，整晚被跳蚤还有不知什麽虫咬得睡不着，而且脸上身上长满了疥子，痒得难受。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能够安安稳稳地睡一个觉。 次日一早，我们赶回大队，接到通知要我去区公所参加工作团召开的会议。

  当时，农村不准搞包产到户，更不准把田土分到户，又在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地处区乡所在地的生产队都是被迫集体生产，年底按工分分口粮分钱，男女劳力同工不同酬，干多干少只要干满时间都得同样的工分。大家生产劳动积极性不高，造成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上，分到社员手中的粮食往往吃不足一年，劳动力少的社员更惨，粮食只够吃几个月，要四处借粮才免强够糊口，工分钱一分只有几分到一两角钱。我在的大队据我的观察，基本上搞包产到户。

  这次，工作团要我们汇报各大队的情况。我没有把我的看法讲出来，只泛泛谈一下各队的生产情况。会后，团里重新调整人员，原本要照顾我，分我到平霸地区工作，但我宁原到边远山区，虽然看来环境艰苦，但那些地方一般都已搞包产到户，分田土到户，好搞工作，生产上的事不用你操心，而且社员的生活相对比较好。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我在前面讲的事吧？！

  转眼间到了七六年的十月间，毛主席逝世了，全国各地进行悼念活动，我们也不例外，区里召开了追悼大会。下个月县里召开四级干部大会，我们也参加。会议结束后，工作团的任务也完成了，各人各回自己的单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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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61年屆 温 福 和

文革时期的片断经历

四

  回到单位不久，我接到一位好友的电话，他告诉我越进已去香港数年，据说日子过得还不错，他在菲里宾的叔父帮了大忙，还告诉了我他出国前后一些事。我们四个人：我，越进，福永，华运在中学读书时亲如兄弟，大学毕业后各散东西，我和福永，华运留下来了，越进却走了！哎，往事历历在目……。

  记得在中学时，越进是学生会副主席，副永是生活部长，我是学生会保卫部长，那时正是粮食难关，偷盗猖獗，我经常和归侨同学在晚上巡逻，白天又和副永从厨房抬一大桶稀饭到餐厅给归侨同学吃。日子过得忙碌而又单调。上大学后，我读农学院，他们三个读工学院，我与他们接触少了些，但有机会总要聚一聚。

  六五年，我参加了省里统一组织的四清工作团，来到H县的一个公社偏远大队，大队工作组领导是某县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党内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工作下到社员中，找真正的贫下中农，发动他们向大小队当权派作斗争，挖出深藏在社员中的地，富，反，坏份子。后来我才明白，这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就在我快毕业的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时，由省里派来了支左的解放军。记得，早在去年底，报纸上出现大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声势浩大，不久，不少大学生到G市街头张贴矛头指向G省日报的大字报。由此省委派出军队到学校稳住局势，并清查贴大字报的反革命份子。显然，省里已将上述贴大字报的行为定性为反革命性质。

  我们班来了两名部队战士，比别的班多一位，看来我们班是重点清查队像。当时我并部清楚自己己陷入危机，还坦然对待眼前的一切，事后才知道，我被当作重点清查对像，但在征求班团支部意见时（运动初期仍然是在党的领导下），五名支委有三名反对，这样我逃过了一劫。后来在校里揪出一名“反革命”进行全校批斗。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带动下，全国各大中院校学生纷纷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这时派驻各院校的工作组撤走了，全国炮轰省市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揪斗走资本道路当权派的烈焰燃遍全国，省市委领导机构瘫痪了。

  在文革一开始，我们有幸坐专列到北京串联，并得以参加数以十万计的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回想当时的清景，天已暗下来，大家又饥又渴，却又欢声雷动，不知疲惫地行进，高呼口号，现在想想真有点疯狂，彷佛冥冥中有神灵在指引着似的！从北京串联回来，我当了逍遥派，因为像我们这些有“海外关系”的人连北京差点去不了，要被当成五类份子似的赶下火车，还是那三位团支委力争才幸免被赶下车！

  后来一些归侨互相串联，为争取大家的权力，在省里成立了“归侨造反兵团”，各地州纷纷响应，也成立了组织，有的后来还参加了当地的夺权。我们只参加省侨办的夺权，由于我是负责人之一，因此得罪了当时侨办办公室主任黄某，由此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旅程！天意乎，人为乎，历史自有定论！

  在我们夺权以前，省里的造反派在解放军的支持下，一举夺下省市委大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西南的春雷”。夺权后，军队立即镇压了当时最大的造反派组织：赤卫军，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队伍解散，主要头目被抓。

  不久，造反派分裂成两派，一派是支红派，另一派为4。11派，支红派掌权，4。11是在野派，越进与我们三人都是4。11派，俗话说得好，弱者总是受到同情的，有很多学生，社会上很多人，包括工人职员等等，都站在4。11一边，但由于4。11的一些过激行为，给了支红派镇压的口实，更何况军队一边倒支持支红派，于是4。11被镇压了，一些头目被抓被集中检查交代问题。由于越进时任4。11的工运头目，怕被抓，逃到福建晋江农村老家去了，并在那里经人介绍与下乡女知青成了亲，后来还生个儿子，在生产时，越进的爱人不幸因病去世，为了照顾幼小的婴儿，他又与另一位女知青结婚，他在晋江足足呆了一年多，待G省的局势平静下来，他才一个人先回G省，一回来他就被安排到学习班，后来他被安排工作，分在G市钢铁厂，在厂区中得了一间两个房间的孤零零平房。有了工作与住房，他叫爱人带上小孩迁到G市，一年后，他母亲从印尼来到G市，向省侨办提出要带儿子出国。在此情况下，不到两个月他们一家人来到香港，他那在菲里宾的叔叔为他买房与出资让他经商。他就这样在香港安顿下来……。 人生就是这样，谁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总是被历史的洪流带上彼岸！

（2022年5月11日重新修复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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