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首李白的靜夜思，是每個念過中文書的印尼華人都熟讀過的。但是故鄉在那裡，這對許多散居在印尼或遷移到世界其它地方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印尼華校生來說，我想大概自有個人的感覺或意識。

如果按照一著書者王鼎鈞所說：“故鄉是什麼，所有故鄉都是從異鄉演變而來，故鄉是祖先流浪的最後一點”, 那麼幾百萬三、四代以上的印尼華裔公民應該已經把出生地作為自己的故鄉看待了，尤其是對那些沒有受到華校教育和不諳中文的華裔來說。在我少年時候，常聽人說印尼是我們的第二故鄉，一批當年的“歸國華僑”在回憶文章裡亦經常稱出生地—印尼是他們的第二故鄉。

我一出生不久就被父親以所謂“脫籍”的手續成為外僑 -–華僑。童年時候是父親的教育，要我們牢記住祖先的家鄉，也就是說自己的出生地不是真正的故鄉。後來則是學校的教育，中國大陸的宣傳影響及出生地政府對待華人族群的政策，更加深了自己成長後的意識，既不認同印尼是我的國家 ，沒有可能去真正接觸和欣賞印尼文化，說起故鄉，那概念是模糊的。另一方面確實嚮往著神州大地，熱愛北方的祖國，總覺得浩浩南中國海北邊的祖國並不遙遠。

1965年10月初，印尼首都雅加達發生政變，“新秩序”政府在半年後封閉了全印尼的華校。那時候留在當地繼續升學的環境條件對華人子弟是很不利的，因此我的一部分同學也都紛紛離開出生地，奔往沒有踏足過的祖國。我本人則因雙親改變初衷，沒有隨大流回國，要我去德國念書深造。原來我對回國升大學也抱過希望，但是66年毛ZD掀起的反文化、反文明、瘋狂又荒唐的所謂“文Ge”，阻止了雙親再把兒子送去投入“Ge命”的犧牲行列。

1967年春，我帶了一件大行李箱，來到德國，開始了人生的輾轉漂泊。初來乍到，只知去適應新環境和用功讀書，還想不到將來何去何從。但是，在大學生宿舍裡偶爾和外國人或印尼人交談時，他們告誡我將來要離開德國 ，不要老死異國他鄉，這些肺腑之言，曾一直深藏我心中。我確實也生怕留在德國，過那終生早晚以麵包為主食的苦日子，吃不到既味美又多樣化的中餐佳餚。

在慕尼克念大學時，每年要延長居留，市政府外國人事局的職員對外來大學生和外國勞工一視同仁，把你也當成來‘揾食’的一樣，所以都板著臉皮公事公辦，絕少對你以笑顏相待。年年如此，是在提醒我，你是以大學生身份暫時允許來念書的，非是你久居之地。在德國生活，人們偶爾會問及我的故鄉在何處，我總是解釋，自己是出生在印尼的華人，一出世就是外國人，故鄉是按照父親所說在中國南方某省某縣某墟某村。當時是持印尼國籍，又出生在該國，德國人都普遍認為，我算是印尼人。但是我們漢族的民族主義觀念和不認同印尼民族的意識，來到德國又瞭解到西方人普遍都知道中國是文明古國，而許多人壓根兒不知道印尼到底在地球那一方，因此我總是要‘嚴正聲明’自己不是印尼原住民，無法認同印尼民族，下意識裡以自己是中國人（華人）為榮。

在德國寒窗7載，我沒回家看望過父母。大學畢業後，回雅加達探親，殊不知又經歷一場反日本的小動亂，小部分印尼華人又被殃及池魚。印尼政府各種限制華人的政策已經實行多年，其中禁止中文書籍輸入，實在使許多只能看懂中文的華人深感缺乏精神食糧，華人的文化生活也極度貧乏。因此，我再次告別故土更不覺得難受了，因為回到德國，可以在慕尼克的國家圖書館和大學的東亞研究所自由地閱讀任何中文書籍，這是我極需要的閱讀自由，所以更理解到這種自由之可貴。返回德國途中，心中的感受已經和7年前第一次離開雅加達時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大學的最後兩年裡有了德國女友。從此，我漸行漸遠消失了對地緣故鄉的思念，文化精神卻依然情縈中國，也時刻關心中國的興衰，雖然那時候籠罩全中國的政治文化或政治倫理已經墮落到喪失了人性。

過了12年多的學業和專業深造，初次和德國人結了婚，成了家，但是婚姻、工作環境條件都尚未達到理想的境界 ，我繼續在尋找將來生活的目的地。我也時時想起我長兄所說，你留在德國工作，只是錦上添花，回亞洲去則是雪中送炭。可是回去何處？那裡是我的故鄉？上世紀80年代，華人在印尼繼續處在族群壓迫的環境裡，父母親也沒鼓勵我必須回去孝敬老人家，自己遂放棄印尼國籍，成為德籍公民，以斷掉回歸思路。就是到了那些年月，我還是沒把餘生固定在地圖的一個點上。在德國前後住過了9 個大小城市的20年後，我總還想在東南亞一個華人占多數的地區生活。我丟去了地理之鄉，但情感之鄉，心理之鄉還是留在亞洲，而何處才是我的歸宿？青少年時代熱愛過、嚮往過的祖國，在過去的50多年內，發生過迫害超過55萬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餓死三千六百多萬的“大躍進”所造成的大饑荒，搞了十年瘋狂、野蠻、倒退和荒唐的“文Ge”以及20年前“Tianan門事件”等等，使我對當年的祖國實在不敢恭維了。

第一次婚姻的破裂，離婚前後的法律糾紛、氣候條件和沒有至交好友等等逐漸堆成負面因素了，想回亞洲的意圖亦激增。留歐27年之後，我終於連根拔起舉家移去亞洲。沒抵達臺灣，我卻回到雅加達，因為那裡還有自己的親屬，有我的把兄弟，有初戀的相好，還有過去的一大群老同學和老相識那些關係。

我決心重新去認識那群島之國，去喜歡那個出生地的椰風蕉雨。拋棄過去的成見，以另一種角度看待這個國家，要為各族群大眾服務。師兄們的關心，新知舊交的熱心幫助，讓我滿有信心去克服各種過渡時期的困難。朋友們的信任和尊敬，他們的義氣和人情味，又讓我重新感受到人情故鄉的溫暖 。真如劉再複在其散文“西尋故鄉”裡富於浪漫的說法：只有那個蓄滿著愛的地方才是故鄉……。

可是剛剛開始去適應新的生活和工作環境，1998年5月中雅加達發生的動亂，據說是某軍方掌權者有預謀、有組織的針對華裔公民進行打、砸、搶、燒和強暴華裔婦女的罪惡行徑，使我和妻子不得已在倉皇中又離開了雅加達，飛回德國。

一踏回德國的土地，感覺到的是溫暖舒適的夏天，路上放眼遙望到處是綠油油的田野和郁蒼蒼的樹林，對一片安詳恬靜氣氛和清潔的環境，是如此的熟悉和親切。德國同事或朋友的幫助和安慰，替我療治我失望的心靈創傷。在最短時間內即辦妥加入脊柱外科中心聯合診所的手續事項，幾天之內就恢復了工作，一切是那麼順利，享受到一個公民所應享有的各種權利。霎那間意識到自己是如何習慣了德國依法治國的秩序，它的行車交通紀律，它豐厚的古典音樂文化底蘊，甚至享受在高速公路上沒有時速限制的高速賓士。

卓越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為劉再複“西尋故鄉”散文集裡寫序中如此寫道：“[漂流]曾經是古今中外無數知識人的命運，但正因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來越豐富，精神世界也不斷得到開拓。”大師見解精闢 。聯想起自己一生的漂泊，單就重返印尼的短暫幾年，比較深入去理解到印尼原住民和華裔的複雜和緊張關係。第二次離開了出生地，我不想再招惹一小部分不喜歡看到自己華人臉孔的原住民，不想再站在那兩個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之中，因此也就避免再踏足那個國家。經過那4年的經歷，我放棄了在遠東對理想境界的憧憬。

歌德曾作有人的性格決定人的命運之論斷，即個人的性格主宰你的命運，此說大有道理。輾轉漂泊42年後，深深地意識到自己生命中極重要的音樂文化就圍繞在四周，通過電腦網路，亦隨時可收看到許多中文的資訊和閱讀國學經典，可以不放棄對漢語和中華文化的興趣。在這人生的第三階段，終於認定了現實存在的地方，在一個只有一千戶人家的居住區安家落戶，找到了自己的家園。法國作家卡繆認識到只有那些肯定你存在意義的地方，那些給你的生命以陽光以溫暖以自由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故鄉（摘自《西尋故鄉》。而今我不再尋找故鄉了，因為故鄉永遠在我心坎裡。

啊，故鄉，故鄉是什麼，所有故鄉都是從異鄉演變而來，故鄉是祖先流浪的最後一點。（王鼎鈞：《左心房漩渦》）如此說法，要我那中西混血的女兒和她的下一代才能真正意識到。將來有一天他們會說，他們的祖先曾經是印尼的雅加達華人，這個地方是他漂泊的最後一站。

（2009.9月底）